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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目光微微转了一下，落在方世昌身上。

    方世昌没有躲开那道目光，也没有接话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那只叩着桌面的手终于停了下来。

    林文远放下了那杯一直没有喝过的茶，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做一个重要的决定。

    茶杯落在桌面上的时候，发出一声极轻微的、几乎被江风盖过的声响。

    “上等丝绸，”他说，“五税一，林家每年出多少上等丝绸？两千匹？还是三千匹？每一匹的成本、人工、运输、铺租，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。”

    “以前卖一匹上等绸，能赚到这个数。”

    他伸出手，五指张开，然后又收回去三根，剩下两根，“以后只能赚到这个数，不是不能活，是活法变了。”

    他停了一下，像是在等自己那句话在空气里落稳，然后又说了一句：“以前做一单生意，赚的银子够养三个月的铺子。”

    “以后做一单生意，赚的银子只够养一个月的铺子。账算得过来的，但心里那口气——一时半会顺不了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像是打开了一个阀门，阁楼里那层薄薄的沉默被撕开了一道口子。

    坐在沈德润斜对面的周家代表开口了，他姓周，名守业，是宁波米行周家这一代的当家人，今年四十三岁。

    他比在座的几位都年轻，但做事极有章法，把周家原本只是中等规模的米行做到了宁波数一数二的位置。

    “我们周家走的是粮食，三十税一，影响不大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平稳，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克制，“但我不只是担心自己这一行，我在想的是——这五档税，朝廷收上去之后，会用来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国库满了吗？边关修了吗？军饷足了吗？如果这些银子真能落到实处，那三十税一也好、三税一也好，总比以前收上去不知道花到哪里去要好。”

    “但我怕的是——收上去的银子，又像以前那样，一层一层地漏掉了。”

    他的目光在众人脸上扫了一圈：“陛下用人，确实比以前严苛得多。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、巡察寺——哪个衙门不是盯着天下的？”

    “但制度是人做的，也是人执行的。再好的制度，执行的人出了问题，制度就成了废纸。”

    方世昌的手又动了起来，这一次是攥成了拳头，搁在桌面上。

    他没有说话，但他那副精悍的面孔上第一次露出了一种近乎疲惫的表情，像是那些他在海船上经历过的风浪此刻又重新压回了他的肩上。

    “药材行还好，三十税一，”胡家的代表开口了，他姓胡，名敬之，是个五十出头的瘦高个子，面容清癯，“但药材行的利润本来就不厚，以前靠走量，薄利多销，三十税一还能撑住，再往上加一点，就不好说了。”

    陈家的代表坐在最靠近楼梯的位置，他姓陈，名守谦，在宁波城里有十几间杂货铺子，卖的从针线到草纸到铁锅到灯油，什么都有。

    他的年纪在七个人中最大，已经六十出头了，头发花白，但精神还好，说话的时候中气很足。

    “杂货铺子，”他说，“卖的东西杂，什么都有。粗布走的是十五税一，农具走的是三十税一，可有些东西夹在中间——比如中等铁器，算哪一档？比如普通瓷器，算哪一档？”

    “如果朝廷的分类不够细，地方官在执行的时候就有了腾挪的空间。腾挪来腾挪去，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这些做买卖的。”

    他停了一下，像是在回味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，然后又说了一句：“不过话说回来——朝廷肯把分类列出来，就已经比以前强了。”

    “以前收税，全凭地方官一张嘴，他说你该交多少，你就得交多少，没有道理可讲。现在至少还有一封信、一张纸、一个数字，咱们能算，能争，能申诉。”

    秦家的代表是七个人中唯一一个在官场上待着的——宁波府学教授秦守正，今年五十八岁，管着府学的学田和学租，同时也兼着一些地方上的采买。

    他的身份让他比其他六个人更接近官府，也让他更清楚朝廷这些年的变化。他一直没有开口，只是默默地听着，偶尔端起茶杯抿一口。

    现在他终于说话了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教书先生特有的平稳和清晰：“我来说一句吧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——税收重了，利润薄了，日子不如以前好过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些都是事实，我不反驳。但我还想问一句——在座的各位，有谁觉得咱们能像福建那样，硬扛到底？”

    这句话一出，阁楼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了一下。不是风，不是动静，而是一种所有人同时屏住呼吸之后形成的、无声的真空。

    片刻之后，秦守正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依然不高，依然平稳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讲台上放下来的一块砖：“没人觉得能扛，对吧？我也觉得不能扛。”

    “既然不能扛，那咱们坐在这里发牢骚，发完了之后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他说完之后就闭上了嘴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

    茶是凉的，但他没有皱眉，慢慢咽了下去，像是那口凉茶正好能润一润他刚刚说了太多话的喉咙。

    阁楼里安静了，那种安静和之前都不一样——之前的安静是震惊的安静，是难以置信的安静，是还在消化消息时的那种茫然的安静。

    而现在的安静，是所有人都已经把消息消化完了、把愤怒也释放完了、把恐惧也掂量过了之后，面对着“接下来怎么办”这个问题时的那种沉默。

    那种沉默更沉，更重，更像是一块压在桌面上、没有人能抬得动的石头。

    方世昌第一个打破了沉默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像是海风灌进嗓子里的那种干涩：“接下来怎么办？我的船队在港里停了四天了。”

    “走货的船，哪一艘不是几十万两银子的本钱？以前走一趟吕宋，回来的时候货舱装满，能赚十倍。以后走一趟吕宋，回来的时候银子还在，但交完税，赚的就只有以前的两、三倍了。”

    他苦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没有欢喜，只有一种被风浪拍打过太多次之后的疲惫：“船队不能一直停着——船停了，水手就要吃饭，码头就要付租金，货舱里的货就要发霉。我只能走，哪怕赚得少了，也得走。”

    林文远接过了话头，他的声音依然平稳，但带着一种冷峻的、像是已经算过无数遍账目之后的笃定：“林家绸庄的账，我已经让人算过三遍了。”

    “上等丝绸占林家出货的六成，五税一之后，利润只剩以前的一半多。”

    “但这还不算完——商税一加，地方上那些以前靠‘通融’过日子的衙役、税吏，日子就不好过了。”

    “以前他们能从咱们的‘通融’里捞到油水，以后朝廷的税制清清楚楚，他们想伸手就得掂量掂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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